颇受争议的职称外语考试政策终于出现松动，继人事部下发《关于完善职称外语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》后，上海市人事局近日作出回应，圈定八类人员可以不参加职称外语考试，两类人员可适当放宽职称外语要求，三类人员可采取考核古汉语和医古文的方式免考职称外语。

　　改革开放以来，全国人民学外语的积极性甚至超过母语学习。学习外语的重要性在大中小学被强调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自不待言，如今还流行起所谓“双语教学”。某中学语文老师用英语在课堂上讲授李白的诗；大学更是鼓励教师开设双语课以突出教学业绩，为此，各种资助奖励纷至沓来；在国内召开的学术会议上，只要有少数外籍学者，英语就成为通行语言，国内学者不得不费力地、词不达意地表达自己的意思。投寄学术论文，编辑评价文章好坏的首要标准，是外文参考文献是否足够。早报评论员某次投稿，一位编辑认为论文引用的外文参考文献还不够多，评论员强调，所引用的一本重要的外文书正是由本人翻译成中文并出版的，编辑回答，可那已是中文了……

　　中国人为学习外语付出的努力超乎异常。但太多的人不见得能听、说、写流利的外语。为什么？因为学习外语的动力不是来自于交流的需要，更不是出于对西方文化的兴趣，而是由各种政策所规定的考试带来的压力使然。于是，大学生进校那天就开始准备四六级考试，早报评论员在高校的教学体会是，一旦等级考试日期临近，学生在课堂上就心不在焉，英语书(或计算机等级考试的计算机书)随手放在课桌上。这种外语热更多与不合理的政策引导有关。比如对合格证书的强调；对双语教学的鼓励。一个中国老师费力地用外语授课、底下的中国学生费力地去听这种难以流畅的表达，如此荒唐的教学方式想要达到的究竟是什么目的？除了能给学校贴上双语教学的金字招牌，有何实际用途？

　　由政策引导的外语热，还造成人力资源造成的巨大浪费。社会本就有分工，我们为何不能鼓励外语突出、且有兴趣的人专心做些翻译工作，从而让更多的人从单纯的语言学习中脱身而出，去从事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业呢？日本全体国民的英语素质不敢恭维，但日本的翻译出版事业却堪称一流，这就保证了日本与西方接轨走的是快速通道。我们则变相要求人人都把外语当母语来学，于是，职称评审部门强调翻译著作不是原创，作为学术成果似乎就身份暧昧，而七拼八凑弄成的专著才具正宗学术身份，当然脚注、尾注最好要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外文参考文献作为点缀，哪怕它是二手转引的也好。对于这样的专著，有人戏称，读者只有作者和编辑两个人。但在眼下，只要能评职称，有用就是大用。陈嘉映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翻译过著名的《存在与时间》(海德格尔著)，在他的新著《哲学科学常识》中，引用的大多是中文版的外文著作，这种治学风格令人敬佩。因为他没有用外文文献来为自己装点门面，但其思想深度却令读者过目不忘。当然陈嘉映有足够的底气和实力这样做，因为他所具有的外语程度以及专业深度都是无可挑剔的。

　　有些事情必须与西方文化接轨，比如市场经济、民主、法治等等。但有些东西恰是确认我们民族身份的标志，比如语言文字。还记得一位法国作家写的《最后一堂课》吗？只有亡国奴才会失去使用自己母语的资格。

　　更严重的问题是，这种考证热的背后，其实还有巨大的利益推动。职称计算机考试同样存在这一问题。为了一张用途不一的合格证书，各类培训辅导教材、辅导班乃至学校应运而生，更不用说还有一个专门的考证机构，这个产业链不知“创造”了多少就业机会。它消耗了诸多财力，更有宝贵的人力资源，却养肥了这个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。

　　需要强调，我们反对的仅是通过考试来强化外语和计算机的学习，而绝非说这种工具不重要。